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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本世纪的10年代结束，中国异军突起的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完成了以发展自立为目标的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将中国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的愿景。就在我国历史性的完成初步工业化时候，一些公知分子提出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所谓的“先进经验”来去工业化。那么，工业真的是西方所称的环境污染的制造源吗？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把淘汰的部分产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方面造就了亚洲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奇迹，同时又降低了自己的国家因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失业人口则向服务业深度转移，并大力发展“钞生钞”的金融业，创造了近乎天文数字的虚拟经济。西方国家的这些措施曾经一度被视为必走的道路，很多国内经济学者也是无比推崇，有的公知还奉献所学要求中国效法。但事到如今，“去工业化”危害不断的显示出来。
在2011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是美国、日本、德国的130%、240%、350%。更让西方发达国家更加焦虑的是，2007年的时候中国工业产值才仅仅是美国工业产值的65%。也因此，美国哪怕不顾自己在中东以及阿富汗的地缘政治利益，也要完成重返亚太来遏制中国，在经济上试图和美国在亚太诸国达成TPP，力图孤立中国；在政治上力挺日本、菲律宾等这些附庸国与中国制造摩擦；在军事上将F22、F35、萨德系统等先进装备和精锐部队部署到亚太，并加大力度与频度和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拉拢与中国有边境纠纷的印度举行军演......而从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到2021年走马上任的拜登更是加紧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围剿。
危机感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一个国家不仅需要经济发达起来富裕人民的生活，还要保证国家具有安全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环境，面对西方尤其美国的科技打压封锁，我国已发展起来门类齐全的工业，结合巨大的市场优势，国内制造业与国防工业协调发展，不断转化科技成果已经建立起来了现代国防工业。
从现代国防资源配置趋势上看，一是现代战争和军事活动对资源的需求呈现出数量大、时间急、技术含量高、结构复杂等特点，单靠独立的国防经济部门已经不行了，必须紧紧依托国民经济体系。二是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民用高技术成果具有极高的军用价值，平时可为经济建设服务，战时稍加改造即可转为军用。美国国防部和商务部开发的“关键技术”有80%是重合的。三是国防部门消耗的巨大资源在平时也应对民用领域构成支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总成本。
实践证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往往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尔后再由军事领域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民用产业的升级换代。现在美国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最关键的技术系统，几乎都是在军事需求带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美国每隔10年左右就推出一个以军带民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依靠这些计划，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才相继涌现，并始终保持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至两代的领先地位。
国家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既能提高国防工业整体科研实力， 深化“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机制，围绕智能制造协力攻关。又能实现科技应用的升级迭代不断提高我们制造业的科技化水平，从我们的歼20，直20，055驱逐舰，003航母，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研发装备再到使用，无不体现了我们的制造业水平的提升。集中力量加快在集成电路、5G通信、基础软件、智能传感与控制、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等领域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着力推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组织产学研用多方力量，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和行业专用设备研制应用。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也是解决我国国防经济发展瓶颈的主要途径。目前我国核工业、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六大军工产业已经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之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事实上，国防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还不止这些，在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善经济布局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也是加快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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